李迎兵的博客

  又要过年了。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一种浓烈的节日气氛，在我们四周弥漫着。你会在人们的脸上或多或少地发现某种喜庆的表情。旧的一年就要过去了，而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着不同程度的期待。

 

　　老人们说，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小年。这一天似乎是对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的提前预演。既然是预演，这一天能够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就自然要对住了一年的房子进行一番大扫除。虽然，大扫除不一定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但它给人们一种春节的倒计时的紧迫感。除旧迎新的含义，就在这种家庭每个成员参与进来的大扫除活动之中了。

 

　　记得那时候，常常会看到父母用旧毛巾捂着脑袋，披着旧衣服，手中各自拿着一把长柄扫帚在清扫着家里各个房间的墙壁和窗户。记得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也会参与进去，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好。我显得张皇失措，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有时候，大人呵斥之下，我就拿一块抹布去擦窗户玻璃。这样的集体劳动并不陌生，在上学的时候没少参加过，但我总是在这种集体劳动中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做着别人分派的活儿。

 

    小时候，孩子们最盼望年夜里大人们给的压岁钱。无论压岁钱多少，都是大人们提前从银行兑换出的新人民币。有了新崭崭的压岁钱，再换上新衣新裤，新帽新鞋，仿佛一夜之际由穷人变为了富翁一般。院子里的孩子们，在胖子的带领下，春节一大早就跑出去逛街。听说，大年初一临县的伞头秧歌来离石演唱来了。有大人说，秧歌队到了滨河那边的桥头；还有大人说，秧歌队集中到了体育场比赛。那次，孩子们先跑到桥头，然后又跑到体育场，都落了空。正当孩子们走到新关大街那儿时，才远远地看到秧歌队过来了。孩子们都去看秧歌，我也跟在后面。

 

　　临县伞头秧歌过后，是由后生家扮演的划旱船的白胡子老汉，随后是披红挂绿的年轻男女在随着咚咚锵咚咚锵的敲打在尽情地扭动着秧歌。这个时候，有的孩子会喊：喂，快看！胖子的爹！胖子的爹真的也在里面扭呢，而且扮演的是猪八戒！于是，孩子们都喊胖子猪八戒。紧接着，过来了大头娃娃，大家都笑了。大头娃娃戴着的头套与整个身体不成比例，给人一种夸张滑稽的感觉。大头娃娃又是孩子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再后来，骑毛驴的小媳妇回娘家，一扭一扭地过来了，更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

 

　　新华书店门口，在过年这一天仍然有摆书画摊子的个体户出摊。我通常这个时候就不再跟着秧歌队跑了，一个人到书画摊子前翻检半天，最终在个体户的游说下买几本新版的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我不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孩子，买了书，还要在东关那里的碗脱摊子那儿吃几个炒碗脱。春节的这一天，孩子们有时也会去旧城电影院看电影，比如老版的《平原游击队》之类。看一场电影两毛钱。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长大后与孩子心目中的过年有了很多的变化。比如，今天你不出门，就可以尽知天下事。这是因为有了网络。坐在电脑跟前，就算是过年了，也能在网络上找到很多相关的信息，但你不会快乐更多。你也不再像孩子那样渴盼着大人的压岁钱。现在，当你自己也成为了大人，可是每到过年，总是有着越来越多的怀旧情绪，总让人回忆起作为孩子时候那种极为单纯的快乐。长大后，人的内心装满了比孩子时候更多的欲望，也有着越来越多的生存压力，以至于快乐越来越少，烦恼越来越多。

 

　　其实，过年就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回归。远方的游子，在回归到亲人身边时，就越加体会到儿时过年的那份极为单纯的快乐。春节，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一天。

　

  　突然接到保忠兄从北京饭店Ｃ座打来的一个电话，得知作为入选代表的他，随着山西省代表团来参加这次文代会和作代会，自然为他颇感惊喜。但忐忑不安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赶到他下榻的住所去看望他，或多或少有些失落的情绪。你不知道自己出现在那种不该出现的场合下如何与那么多人打招呼。王保忠被称作短篇小说之王，在诸如《人民文学》《山西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各大主流文学刊物都能经常看到他的大名，而且还获过很多吓人的诸如鲁奖赵奖百花奖等大大小小不一的颇具权威的政府奖项。这个世界上，尤其在文学的这个圈子里混，虽然经常见识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颇能给人几分并驾齐驱的虚假幻觉，但明眼人一看就能发现与你没有一根毛的关系。你和很多人分别处于同一个世界之中，这确实是毫无疑问的，但往往又似乎处于不同的名利场的时空里。在任何名利场上，总是有很多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溜须拍马的面孔，都不足为奇。他们在你跟前更是一闪而过，因为他们不可能与你有某种内心的交接和感应。

　　我想，王保忠则是有点不同。早在1997年初冬《山西文学》召开新生代作家研讨会，除了同属来自吕梁的韩思中、马明高两位极为熟知的面孔外，就是王保忠的谦和平实给我留下的印象深了。那次新生代研讨会结识很多老师和朋友，也认识到文坛这个地方表面看风平浪静，其实暗含漩涡，深不见底。混了这么多年，即便在鲁院这样的地方，其实一直经常定向性保持联系的就是韩思中、马明高等不多的几人了。在这个问题上，现任《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来鲁院高研班学习时曾与我探讨过这个问题。有些人，并不是你想接触就能接触到的，因为不自然，很生硬。许多时候，你愿意的，不一定对方愿意。就像动物世界里男动物向女动物求欢一样，很多时候需要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而不是霸王硬上弓。即便如今市场环境下的文学，作为一位风姿犹存的迟暮美人，对追求者依然是百般挑剔大有讲究的。文坛似乎也是这样，表面在追求真善美等价值理念的纯文学，大多数时候只是停留在虚假纸面上的纯。拿到刚出的一本主流文学刊物看确实很纯，但细细一翻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来。比如你一见名家本人很可能觉得俗不可耐也说不定。名家和名家的作品是两回事，不可划等号。难怪，钱钟书为了保持在读者心目中的神秘感，总是拒绝直接与读者见面。鸡蛋好吃，何必一定要见下蛋的老母鸡呢？更何况，孔雀开屏固然好看，但也会露出难看的屁股的。名家这样，我等凡人则更是垃圾，混这么多年，也更是失败了。等级森严的文坛一般不相信眼泪，那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虎生风不知道撞得头破血流之后还能保持当初的那股子冲劲吗？比如前一阵子，与某主流文学大刊一位副主编聊，说是文学版这一块能发表的小说稿件就是两三年都发不完，各省市作协主席和副主席，都在排着队按照身份依次等待着都轮不上，更奢谈那些没有任何社会根基的文学小青年怎么能竞争过这些有职有位的名利场老手？除非有姿色的文学女青年与男性主编玩空手道？反正，你无论与哪个小圈子里的文人玩漂移，无论玩作品中的主流意识，还是玩作品之外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玩过人家，也就只有在他们后面当一只扫把星吧。就算是哈利波特骑的那把扫帚又如何？

　　在这之前，也就是前一天，我去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的华商科技大厦628室即《神州》杂志社见一个新结识的朋友。这位朋友很年轻，姓马，是典型的80后，小伙子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学得是新闻专业，先前在民族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到这家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我去时他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在办公室里喝功夫茶，我对茶道一窍不通，但也和他一起喝着聊了一下午。我与他提到一位共同的叫孟飞的小兄弟。很多时候，朋友是靠介绍，或者某种场合下认识，但有一点就是必须投缘。孟飞则是吕梁学院赵新林老师介绍认识的。赵新林老师当年又给鲁院的何振邦修书一份，鼎力推荐过我。这已是旧话了。兄学得是新闻专业。我还和这位马兄谈到多年之前在北大34楼下与某个女生的约会，甚至还有某次在北大的百年纪念堂搞活动，我竟然被保安拦住不让进，直到主办方专门跑出人来接。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大概就是这样滚雪球般建立起来的。我最怵于这种有意识的滚雪球，往往喜欢一种深居简出的书斋生活。问题是有时候读书不是读多了，而是读得一知半解，读得囫囵吞枣，乃至于经常要放臭屁——放臭屁也罢，问题是一次次放得臭不可闻。这就可能与外界脱节，更与文学的名利场无关了。而写作实际上并不轻松，很多时候出力不讨好，落个里外不是人。书稿完成了，出版社讲究的是市场，作为作者很难在短期内见到快速效应。靠写作很难一夜致富。据说，在美国，千字两千美元，而在中国，并不太在意写作者的原创能力，谈不上知识产权，因为稿费低微不说，很多报刊竟然还釜底抽薪地取消了稿费。喝西北风的大多数普通文人怎么能保证写出好文章，更怎么可能体现什么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只是一个放在空中的气球，吹啊吹，嘭一下就爆炸了。大部分市面上的畅销书并不是原创性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原创性本身有问题，还是读者出了问题。总之，越抄越东拼西凑，反倒越火，越能励志，励尼玛的志。全民励志，越励志越道德沦丧越假冒伪劣。这样励志励出来的读者，是不是也很会投机取巧，很会察言观色，认为原创力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笨功夫，很傻很天真？

　　除了很少的几个硕果仅存的低龄化写作的市场巨无霸外，整个图书市场都是在励志和翻版，真正能够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的原创精神，已经被肢解了。其实，励志只是一张借来套取读者钞票的外皮。励志的核心是原创力的发掘和体现，而不是叶公好龙式的客里空式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在一大堆励志垃圾书籍里扒粪一般扒来扒去。励志励出了了更多文抄公。是不是你真的很垃圾，你真的很失败啊？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时代，你只能如此，不适应就只能等死。就像以前常听一句威胁人的话：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是啊，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威胁人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就是身处于这个星球的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自己死是怎么死的。活着的人无法体会到死的意义。所以，死亡让我们每一个人恐惧。甚至于谈论死亡都成为一种禁忌。悲欢离合，乃至生离死别，每一天都是一次次萍聚。萍聚的发生就是一种人作为时间与空间的量子结构里的不确定分子成分，只能这么纷纷纭纭地活动着，行走着，奔跑着，寻找自己的归宿。归宿在哪里？天黑了，一种本能，就是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人从工作的场所返回休息的家中。于是，早晚高峰都会发生这样的萍聚，拥堵和推搡着，无数的人和无数张脸，很尴尬，也很狼狈。想起与保忠兄多年之前的那次见面，背景是伟大的鲁院，然后一起在某个晚上出去吃饭。谈论了一些什么，大概有文学的坚守，大概也有文学的风花雪月，文学搭影视顺风车等等话题，似乎大多忘了。但我仍然能记得王保忠身上所特有的那种清晰感和明朗态度。

　　正好在《神州》杂志编辑部接到小孙诗人的电话，谈到一些与写作相关的人和事，恰如与现在时态并行不悖的某一场梦境。而我想起的是与保忠兄那次喝酒的情景。鲁院不远的一个小餐馆里，很温馨，情趣盎然。我经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鲁院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又有很多年过去了，文学还是文学，而你还是你。有人预言文学要死了，可是这么多年之后，文学还活着。而你呢？你已经不再年轻。你愿意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学老青年，在现实之外搭造另外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来自欺欺人。王保忠的《甘家洼风景系列》就是在搭架一个并不想自欺欺人的新的艺术世界。在王保忠的抒写里感觉到这一点。很多作家并不像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里太过于无能为力。作家们总是不愿意把自己在现实中的到处碰壁记录下来，反倒宁愿在类似于陶渊明的想象中找回一点自尊和尊严感来。王保忠不完全是这样的一种写作，感觉他似乎进行二者之间的调和，但他又决不妥协。这种谦和与平实贯穿始终，决无那种谑戏的成分，严谨而又真切，精准而又形象。保忠兄说这两天开会，正好那会儿有一点时间，让我过去能坐坐。人生就是一场场萍聚。萍聚过后，又各奔东西了。人生即便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着这一切才有比喻的意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一个偶然，一次意外。这不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父母给予的生命。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被动摆布，如何穷于应付，如何疲于奔命，如何力不从心，如何庸庸碌碌，如何沉浮不定，如何磕磕碰碰，如何不自量力，如何顾头不顾腚，如何喜怒哀乐，如何无常反复，你都要活着，一直地活下去。因为，好好赖赖，生命只能有一次。这次萍聚之后，又有谁知道下一次的萍聚在哪里？感慨之后，还得一天天这么小心翼翼地活着。每天醒来，依然会庆幸自己还活着。只要活着，梦想就还在着。那么，你也就还会去追求着，就如同不自量力的癞蛤蟆总是自以为是青蛙王子地去疯狂追求心目中的公主般苦苦向美丽的缪斯女神求爱。

我爱北京１

作者：李迎兵

 

　　天黑沉沉的。李央借着车站附近夜市的灯光，看看腕上的表。还早，不到凌晨5点。

　　这是北京南站。北京，让李央一下子激动起来。与此同时，料峭春寒又让他有一些莫名的恐慌心理。

　　李央为了省钱，坐了一夜慢车，而且是那种最便宜的硬座。他多半时间昏昏欲睡，身边许多面孔都有一种相似的麻木表情，其中涌向城市的外地民工几乎占了一半。后来，他从似梦非梦中被惊醒丁，先是身边的人和刚上车的一个大汉争吵不休。

　　李央又一次睡了过去。他竟然在梦中看到大汉向他寻衅，并且在后来撕打起来。撕打间，李央看到大汉的同伙们也走了过来。他们同仇敌忾，一脸凶光。

　　李央陷入这伙包工队民工的重围。大汉看上去还是包工队的什么头儿。李央害怕了。当他醒来后，从厕所回来时，座位就被这伙人占了。他抬头看看行李架，见自己的包还在，就不再吭声。他转身走到了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一个人在这里落寞地听连接处铁板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然后望望窗外，黑暗使窗外的一切诡谲难测，黑夜使天空和大地融为一体。在“咔嗒咔嗒”的响声中，有冷风不停地袭来，这连接处的风更甚。间或靠站，有旅客上下车，以及黑暗中一闪一闪的灯光，都难以在他的心中激起一点浪花。

　　李央就这样站了一路，一站就站到北京。从出站口走了出来，他一脸茫然。先东张西望，他一时拿不定主意。那帮民工从他身边走过时，他连忙让开路。躲远点好，万一真打起来就糟了。

　　一帮拉客男女假惺惺的笑容里饱含了昭然若揭的商业目的。李央一概加以拒绝，不理不睬自管自地走路，没人再来拉他了。他心里其实更没底，简直乱极了。他辨不清方向，但他没问路。黑暗中的一切都不可靠，让他产生警觉。他旁若无人地走着，看上去颇有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气势。

　　天亮了。他辨了辨日出的方向，背着行囊认准正北方向开始出发。车站附近有开往市里的公共汽车，但他没有和别的旅客一样等着。他看到有54、20、102、106路的站牌，它们的终点站分别是北京站、动物园、东直门外等地。他走过了站牌，很快来到护城河边的一条滨河路上。飞奔的各种各样车辆带动灰尘，让他感受到这个巨大城市内在的颤栗和抖动。

　　李央被一种明亮而又亢奋的情绪所盎惑和鼓舞。他在太平街的陶然亭公园门口停下来看了看。那些附近舞蹈学院的练功女孩和悠闲的遛街老人，让他觉得陌生而又新奇。据说，园内西湖之滨、中央岛西北山簏丛林中，埋葬着本世纪初期就声名显赫的两个外省青年，一男一女，他们是高君宇和石评梅。1916年，高君宇考人北京大学；1919年，石评梅考入北京女高师(现今北京师大)。据说，这是一个革命加恋爱的成功范例，可惜落个“壮志未酬身先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下场。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急。

 

　　今天的李央和当年的他们一样雄心勃勃。一路风尘、蓬头垢面的他，引起公园门口散步的一些老大爷、老太太的注意。他觉得不太好意思，就去拜谒园内的墓冢。他有些自惭形秽。后来，他想他还是赶路吧，赶路要紧。

　　大约8点左右，李央从太平街、虎坊路，已到珠市口、前门了。远远的看到了巍然高耸的正阳门。他穿过一条地下通道，然后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他早在图书、课本、电影、电视中领略过这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的风采。升旗仪式已经过去，国旗在微风中飘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渐渐散去。他觉得略略有些遗憾。

　　他站在广场中央，头顶上是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这之上,是更加广阔的蓝色天空。朝阳把整个广场映照成一片夺人心魄的经典华彩。他那刚出站的恐慌心理一下子消失殆尽。一种逐渐沉稳的情绪，在他心中开始占了上风。后来，他还花钱任由摄影师摆布，在广场上留了几张影。花10块钱照四个景点，它们是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纪念碑(包括毛主席纪念堂)、历史博物馆等。

　　聪明的摄影师又向李央介绍一次性快照的种种好处。李央便摆出了一种很造作的胜利者姿态。很显然，那一次性快照上留下的是他向这个世界哗众取宠的笑容，简直让蒙娜丽莎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倒让人觉得他比哭还难看。耶稣受罪、十二门徒散伙，他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千古罪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那幅“尊”容?

　　离开广场之后，他从前门坐地铁，半个小时左右即到积水潭。直到这时，他似乎才想起什么，便摸摸内衣口袋，觉得硬硬的还在。他怀揣一份滚烫的通知，有点像病急乱投医的华老栓。他如同找人血馒头般，按图索骥地找那所著名的大学。他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他脸上又浮现出一次性快照上的那种笑容。他的大包小包招来许多嫌恶的目光，他并不在意和多加深纠这一切。他觉得他是幸福的，而幸福的人总是宽容地对待一切。

　　李央从22路公共汽车上下来，有些慌神。他找不到通知上所说的大学所在。他几次贸然向行人问路，均遭拒绝。被问的人太忙，又急于赶路，便一个“不知道”就算是回答了；要不就是人家听不懂李央的老家话，甚至还有人嫌他说话不利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听说南方沿海开放城市里外地人问路还得交钱，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向别人问路交钱，看来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起先，他以为自己问路时缺少起码的礼貌所致，后来就觉得不是这样。诸如同志、师傅、先生、太太、女土、小姐等称谓，不一而足，但仍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譬如，向一个报贩问路时，先买了一份报纸，然后再问路。他一改见人就问的老—套。报贩的回答模棱两可，这使他重新挑选对象。他看准年纪大一点、走路慢一些，而且面容慈善、和和气气的老人，后来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了。

　　大爷——请问——?

　　老人家有一些耳聋，或者，更多原因归咎于李央的普通话发音不准。

　　什么——，西藏——?

　　李央哭笑不得。老人家把他说的“x大”听成了“西藏”。刚才在车上时，售票员也听成是”西藏”，这让李央很窘。许多人看他的眼光如同看一个神经病似的。李央掏了一张车票钱，不行！售票员说他的两个包都得打票，一个包一张票，这是有规定的。

　　李央后来向老人家不停地比划和解释着，但无济于事。他脸上始终保持着一种为了摆脱尴尬的僵硬的笑容。李央又不停地眨眼腈，老人家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拍拍他的肩膀，让他拍起头来看看，不要总低着头，如同满地找钱的小瘪三。老人家还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这可不行，人要直起腰来，挺胸抬头向前看。李央听了这话，觉得老人家很不一般，让他一下子茅塞顿开。你说是不是?老人家又说。他鸡啄米般点着头，然后向老人家手指的方向看去，猛然间眼前是很刺亮的—闪又一闪。

　　啊？什么东西在闪?

　　李央仍不敢肯定，又问老人家是不是这里，而老人家是毋庸置疑的样子。他定睛一看，竟是一块金属牌子在熠熠闪光。他又吃了—惊，因为这就是那块他找来找去找不到的x大的招牌。这块招牌，李央觉得比见了亲生爹娘还要激动。李央再看老人家时便觉得亲切许多，甚而熟悉许多。他越看越似在哪里见过老人家，简直和李央心目中一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大师一模一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央对老人家一副千恩万谢的样子。师傅领进门，功夫靠自身。如果不是老人家给他指点一二，恐怕他李央会在懵里懵懂中一头撞向那挂金属牌子硬梆梆的水泥门柱上，并且确定无疑地撞出一个大包来。

　　李央向前走了几步后，停住了。他又返了回来，总觉得想对老人家再说点什么。他突然想起老人家是谁了，好像在中央台制作的一个叫“东方之子”的节目里给人留下过印象。这校门的牌子就是他题写的字。先生是满族人。他返回来想和先生讨教时，人已消失不见了。

　　李央挥着一纸通知，去问那个守门的穿黑蓝制服的保安。保安向门里一指，说那里就是主楼。说完，他忙着又扫视进出的人及车辆去了。非本校机动车辆禁止入内!大门里花坛前很醒目地竖立着这样的牌子。他还想和保安说些什么，但人家太忙，已不便再打扰了。

　　李央的兴高采烈里充满了夸张的成分。在保安眼里，光今天一早就有不下10个拿着这类入学通知的傻蛋来投石问路。李央站在主楼前的台阶上，开始发怵。在这庞然大物般的建筑之下，他觉得自己真渺小，还不如孙悟空身上拔下的一根猴毛。周围的草坪，里面栽种榆叶梅、紫丁香、梧桐、松柏等，能够让你想象到不久以后的绿树掩映、花香鸟语的动人景象。刚开学，“让青春点燃口口”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只是后面有两个字却因纸张粘贴不牢，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刮走了。

　　李央在主楼一层大厅找电梯口。他先观察了半天，但不知道如何区别两个电梯口的不同用处，很快，他就发现人们多选择左边的一个口上下，右边的口好像闲置不用。他不知道如何在所要到达的楼层停下，没人告诉他这些。他在一边看着人们不停地上下，似有些明白，但还是弄不清收不收钱，或收多少。他怕收钱。

　　有人看他一眼，便不再理他，只管忙着从电梯口出出进进。他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这样挺对不起谁似的。不能再犹豫了。他想。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否则，让人们把他当作笑话。他真的很好笑吗?

　　他重新把肩上的行囊有意地紧了紧，就向那神奇的电梯门挤了进去。门里是个密不透风的小房子。他还未站稳，就觉得呼啦啦向上直窜。开电梯的是个小女孩，很面善。刚往上窜时，李央头脑发晕、心口发紧、两腿发软，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看到头顶上有串电子显示仪，随着楼层的升高在不断地变化。

　　几层?小女孩问。

　　六，六层。

　　小女孩的问话打断了李央的沉思，使他一下子想起了此行的目的。但他已错过了6层，快到顶层了，顶层就是15层。这次，他日不转睛地盯牢电子显示仪。那紧张的样子，让开电梯的小女孩“扑哧”一声笑了。

　　6层。李央踉跄着走出了电梯口。他看到楼梯与电梯毗邻。眼前是一个很大的双开门的玻璃门，而门楣上挂着这所大学中文系及相关机构的牌子。他如同虔诚的信徒膜拜梦寐以求的麦加一般，在各种吓人的牌子前发了半天抖。

　　干什么?

　　不干什么。

　　李央身后是一位挺威仪的像是领导的中年人。

　　那你在牌子下抖个什么?

　　这一问，他抖得更厉害了。

　　走廊两边的门很多，开了关上，关上又开了。终于，他在一扇门前寻找到一帮和自己一样手提肩扛行李的同志。他发现许多面孔都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表情和共同特征。按理说，这有点不可思议。每个人都来自各不相同的地方，甚至还有满、蒙、苗、回等族的同胞。但他后来一想，又释然了。大家虽来自五湖四海，可毕竟仍处于一个大家庭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大家走到一起来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有人说。

　　李央经过起早贪黑的长途旅行之后，自以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风范了。但他万没想到还有人比他更早地赶到了这里。一个从贵州来的女学员，从她所在的山寨出发到县城，需要在原始森林里走三天三夜。

 

　　　　噢——哎咳吆哟来哎——

　　　　咳吆好——吼吼噢——

　　　　哎咳吆哟来哎咳吆好，好，好啊——

 

　　那是一个叫孙子乌子的年轻女子，身穿民族盛装，激动地在这些陌生而又一如兄弟姐妹般的熟稔面孔中手舞足稻。

 

　　　　清早起来(哟)把门(罗)开(哟)，

　　　　一股凉风(呵)吹进(呵)来，

　　　　田里薅秧(哎)人成排(哟)，

　　　　顺着(呵)凉风唱起来(哟)，

　　　　唱得(罗)心里多开(哟)怀(哟)啊——

 

　　这歌声让人想起摩梭族一个叫娜姆的歌手。她13岁出来闯世界，进上海音乐学院接受正规教育，后分配到北京，现定居美国，颇有传奇色彩。

　　一阵阵喧闹声，打破了走廊的宁静。这时，一扇神秘之门打开，探出一颗圆滚滚的人头来。走廊影影绰绰的幽暗里，那人头宛若水面上漂动着一颗吓人的水雷。“水雷”刚从门里探出来，就打出一束舞台追光一般的明亮来。开门的房间里阳光和温暖感染了许多人。那人头以及整个身形都暴露在幽暗的走廊里。

　　肃静，肃静!

　　他一边喊，一边把一顶工人阶级的标志——前进帽，戴在了头上。他穿一套笔挺的制服，脸上很有城府的样子，颇有舞台效果。

　　同学们，肃静，要保持肃静!凡是报到的同学一个个来!

　　说着，他顿了顿，就又喊：

　　请报到的同学带好钱，跟我到这边来!不要拥挤!大家不要拥挤!

　　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些人向他身边拥了过去，形成排山倒海之势。

　　李央在那时候没动。“前进帽”把人们往会议室里领，并付之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手势。

　　请跟我来，同学们跟我到会议室里来，排好队一个个来!别挤，一个也漏不掉!

　　革命不分先后，报到交钱也不分先后嘛!李央耳边响着“前进帽”的喊声。“前进帽”虽不是系里台柱子——那著名的“八大金刚”之一，但也一度当过系里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李央竟有些半信半疑。他后来听到胡教授接二连三的喊声也就信了。看这架势，胡教授还在任上没有退下来，他招兵买马的喊声不绝于耳。李央有些稀里糊涂，那时“群众”中的大多数人已随“八路军”转移，只剩下和他差不多的楞头青们。他们一涌而上，把系办所在的房间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各族的救星”呀——其实远未得救。

　　“欧洲的解放者”啊——使她更不自由。

 

李央后来也追随胡教授去了会议室。胡教授很忙，他亲自忙着造册登记。

你叫什么名字?

李——央——!

李央?

对，李央，木子李，中央的央。

李央有点委屈。他其实对这位戴前进帽的胡教授慕名已久。早在三年前，他就和教授通过两次信。李央的信连篇累牍，但很少得到胡教授的回信，哪怕是片言只语的回信也没有。

　　胡教授后来答一封某文学青年的读者来信，登在了北京一家发行量不低的行业报纸上。李央兴奋地读着那张过期而偶然发现的报纸，想寻求一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也许，信里面有李央自己支离破碎的影子。可惜，没有人知道“某文学青年”是谁，就连他身边的人也不知道。再说，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使他微起波澜的心趋于平和，无疑于死水一潭。

　　哪儿的?

　　李央的心更加冰凉了。原来，慕名已久的胡教授还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呢。

　　人哪儿来的?

　　胡教授见他不答，竟然抬头两眼一瞪，说，同学，后面还有人，抓紧时间!快点!

 

　　（待续）

　早在一周之前，活动组织者之一长江就说起这事。其实，你并不是喜欢不断地抛头露面，有时候过火的参与和炒作，很可能是对写作者信用度的透支和挥霍。尤其，看不惯那种没边没沿嘴上没有把门的那些所谓找到成功不二法门的市场化大师，在这个时候，我最想做的是一言不发，哪怕一本书也不卖，哪怕一劳永逸地执迷不悟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也他妈的无所谓。可是，你有那么超脱吗？书的好坏，不在于作者自吹自擂，适当的介绍是可取的，但如果一旦失去一个度，失去一个底线，就把自己推到一种尴尬两难的境地。哪怕是有一个真正的读者，你也要以谦卑的心态来对待他（她）。早就有人说过，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写作者也如此。在活动的前两天，北京罕见地来了一场暴雨，据说在短期内竟然让整个城市的交通瘫痪。不过，幸运的是，2011年6月25日这一天，却是晴朗的一贫如洗，而东单明珠中外名酒城可是位于北京的准黄金地段，可以说天时地利都已经俱备，只欠现场的人气了。或许，把这个消息告知一些熟人来增加人气是对的。有在微博上你早些的几个学生朋友，分处于北京、福州、吕梁、太原、南昌、乌市、上海、天津等地，他们都给予很多的关注。除了这本书，你的眼睛盯紧了下一本书。

 

　　文学与市场的对接，并非硬生生地马与驴的交配生出骡子那么简单，也并非让火眼金睛的投机商或者操盘手来人为去设计和利用就高枕无忧了。是的，市场讲究的是利益最大化，只有能把别人的钱忽悠到自己的口袋里才算牛逼里的战斗机，尤其能把你卖了也让你跟上点钱的这才算是久经市场历练的顶尖高手。而真正的文学可能并非以此为目标，文学由于自身的特质和个性，所以只能以关注人类内心和终极价值为己任，而不可能是随机应变的戏剧化脸谱化的准小丑表演。假丑恶衍生出来的一切变态扭曲的延伸，都能在具象化的生活市景里找到对应的例证。你一时间无法判断，甚至无法盖棺论定，但或许可以保持某种距离。因为，在任何时候，真正的文学不是被忽悠的对象，也不是某种急功近利的市场化的陪衬。文学始终是有尊严的。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文学的殿堂里供奉的只能是人性。所以，在这个活动现场，在这一刻，你应该特别的平和。关键时刻，有这么几个真心的朋友赶来支持，在你的心间突然间涌上来一阵感动。很多时候，你一个人时是孤独的，确实是这样。但这不是被孤立，更不是被掠夺，恰恰是在如此陌生的场合下，需要这种支持和感动。无法说出所有这些人的名字，但你一直在被这些名字所鼓舞。你的某一个行为，正是为了一本自己的书，为了在这本书的命运中画上一个哪怕是逗点的符号。你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样。来到这个布置一新的现场，有些不太适应，突然觉得想冲上去占领高地或者赶紧无条件撤离。无法面对情况的急剧转化，这影响情绪。那时，李强在现场背后默默地按动快门。

 

　　那个穿白色Ｔ恤的少女，是你的学生。少女与她的同伴，早早来到现场。她在代际上是90后，早些年出过一本集子，印得很精致。她就是出生于美丽的青岛的刘琳。是中国传媒大学编导专业。随行的同伴，也是一个90后的少女，可能叫乌日罕，是播音专业的。还有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曾经是我在鲁迅文学院普及部时的学生了。他很虔诚地买了一本《雨中的奔跑》。还有几个住在昌平的文学青年，大老远赶来。也就在这里的现场，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是另外一个60多岁的老同志，自费四万二出了一本硬笔书法集子，印了一万册，在北京潘家园市场那里摆开摊子卖自己的书，单打独斗，竟也辛辛苦苦大半年，捞回来本钱。作者不写书，而去买书，角色定位的混乱，甚至“不务正业”了。这究竟是写作者，还是卖书的？或者，兼而有之？问题是这样的境遇，对这样的老同志来说，确实很尴尬。北京的城管见了这位60多岁的卖书者，竟也能有几许恻隐之心，以至于对老人家法外开恩了。北京无愧于首善之区啊。这些故事，已经不单单是文学意义上追求了，而成了一种更为世俗的本色表演。这个老同志，辛苦归辛苦，但活得很充实。图书市场这一块，已经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了。站到市场的起跑线上，文学的光环早已失去了从前趋之若鹜的魅力。文学被孤独到被孤立的背后，有文学自身酸文假醋不关注现实不关注心灵的原因，也有在被住房医疗教育这新三座大山绑架之后的大众日益开始的对真正阅读和陶冶心灵感到了彻底的厌倦和彻底的空壳化。由此，图书阅读似乎仅仅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全民经典阅读和全民深度阅读的专利。而这里，越来越被太多准新新人类的阅读习惯和偏狭趣味所主导，以至于不仅仅是逐渐地走向阅读的低龄化，而且是逐渐地弱智化、口水化了。当然，怨天尤人一点也不管用，也只有直面现实，也只有适应现实了。所谓这纯的文学，还是要放下架子，时刻准备做好委身于官家和市场，这样才能在围追堵截的四面楚歌中不至于全军覆没。

 

　　格式和规矩，习惯与定理，都在这一刻土崩瓦解的同时，又不断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卷土重来。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法摆脱这个世界上对人自身的规定和限制。无论如何地起劲蹦跶，无论如何地吆五喝六，最后还不是回到了原点。个体生命的生的有限性，正是因为有了死的对应。活着，就是处于一种生命质量的不断变化之中，由年轻到年老，如同一张不断正在蜕化的皮，终究蜕化到原点，蜕化到虚无。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正是因为这种蜕化的无奈。就算不是虚无，蜕化到别的生命形式和存在的种类，那人所拥有的一切，又意义何在？是的，文学企图留住一点什么，但其实到头来什么也留不住。文字的记录，或许把人自身最闪亮的那一刻，最美好的那一瞬间，最灿烂的青春，定格在人自身的文字或者影像之中，可是要让一切活着的事物永恒不变实在是一种徒劳虚妄。人每一次失败后依然都抱有希望，而每一次希望之后依然感到的是失望。反反复复，不断循环，如同一个圆，一个不断叠加的圆，如同一棵千年的老树，如同老树的年轮。一天天，一年年，岁月的痕迹记录在你的脸上，你的身体每个部位，你的生理和心理的机能，牢牢地烙印着，最终让你一步步屈服，一步步退缩。文学的职责就是记录，就是对人的生命过程进行梳理，进行解读，给后来者以警醒和鼓舞。记得新近一次在北师大校园里看到那些一张张青春的笑脸，既是那么真切，又是那么遥远。至少与你记忆中曾有的那一切，与那个你所体验的年代已经拉开了距离，大相径庭了，甚至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并非他们。你所见识的那些青春的笑脸，如今去了哪里，想来让人伤感。这个意义上，你，李迎兵的这本书，这本被称作长篇小说的《雨中的奔跑》，总想企图在命运的重击下留住点什么。那一刻，并非完全留住的是青春的眼泪，应该还有那些在人生风雨和坎坷中赤诚的呼喊、奔跑和挣扎吧。

 

　　那个夜，不是温水煮青蛙的热，而是如火如荼的热。那一刻，从车窗向外眺望，整个长安街都在热热的夜雾中，仿佛置身于戏剧的舞台。两边飞逝而过的建筑，如同舞台的布景，有一种不真实的梦的感觉。能够想象到更加久远的年代，而此时此刻，那个我所热爱的姑娘却在这个七个小时的时差之外，所以我只能在饥渴的干热天气里无望地眺望。仅仅过了两年，恰如过了两辈子，没有尽头。而此时此刻，冰的水带来的感动，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是因为遥远的歌谣。是遥远的唱给我的歌谣。记住，永远记住内心里的那份冰的水带来极致的感动。时间不会磨灭这歌谣，更无法磨灭那些刻骨铭心的春色记忆。爱的记忆并非是不真实的梦，而是它真切地发生过，在当事人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冰水般的姑娘始终在我的身后，我知道始终在，所以每一次的绝望，都因为她的在而起死回生。黑暗中的歌唱，是这时差七小时的永恒春天。那一刻，总是有她在背后，可是真的去回头看，却只能望到头顶的那一轮无法企及的圆月。这个时候，似乎有清爽的冰水注入到我的心里。周围的酷热似乎都一下子消散了。那个夜，那个西单的夜，一个叫金库的场所，见到的是小孙诗人，看到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同学在k歌，却让我想到的是她，我就老感觉她穿越七个小时的时差来到我的身边。一定是您——我那冰水般的姑娘。在那震耳欲聋的歌声里，却仍然能够听到您的天籁之音，一时间让我热泪盈眶。那一刻，如同置身在海的女儿的童话世界里，在时差七个小时的挪威的森林里一起飞。

 

　　眼前还是这北京西单震耳欲聋的歌声，我有些神情恍惚。那是因为这首穿越两年时间和跨越地理阻隔的爱的歌谣《两年之后，春还在》。是冰水般的姑娘唱给我的。此时此刻，我的泪水在如火如荼的夜里是更加滚烫滚烫的了。冰清玉洁的姑娘依然如初。曾在北大，在伊甸园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变，惟有她没变，而我也一样，心没变。是在遥远的天的那一头，在时差七个小时的地方，传来她给我的爱的歌谣：我的亲,我依然愿意,远远的,为您守候天涯/即便月在我的视野中,从雾霭中萌发/我的亲,我依旧还是颤抖,在青涩的背景中/我的维度只有在你的遥望中衍生/在您眼睛的抚摸下舒展/一些缱绻,懒懒的……窗外的那轮月亮高洁明亮，而我在应和着心底的歌。那一切，驻留在爱的心间。尤其，是她在喊：我的亲,您是我的李子吗/我是您的要迎娶的新娘吗/做我的大兵吧,我的亲爱……其实，我依然过得很平和，也很少出来见识北京的这种夜生活。在这种夜生活的场合里，在这灯红酒绿中，不断地刺激我的神经，于是不由不让我想到远方的您。我想无论多么久远的梦，只要虔诚，只要坚持，总会有梦圆的那一天吧。还能记得那个夜，想起属于她的夜。在平时生活里，看不到她，但仍然在心里有着她的影子。无法替代的是，她身上那种执着和真诚，从来也没有变。多少年来，我多半躲缩在自己的窝巢里，沉溺在远离现实和世俗的空洞的想象里。过得还和从前一样，与其是独善其身，不如说是没有别的选项下，只有这一条孤独的路。人随着生活的惰性和命运的惯性，在攀爬和坚持着。

 

　　仿佛看到冰清玉洁的姑娘在异域的土地上行进着。她的思想，她的情感，她的愿望，她的梦想，还和从前一样。一年四季，白天黑夜，流转着的都是她的眼神。一首首歌谣，一个个故事，在记录着的是一如既往的脚步和一如既往的心跳。我想说得是，颤抖的心还在，爱还在，总是能够感觉到李子树是在为遥远的爱而起舞。整个夜晚的布景，似乎把所有一切都包围。只因为有她在，月亮把这黑暗的布景撕开了一条口子。整个城市在这童话般的月色中显得影影绰绰。记得是在雍和宫那儿，天已经发亮了。新的一天到来了。在地铁的震动中，我还是坐过了站。那一刻，不会慌乱，坐过站再往回坐，仿佛能够听到她在身后安慰。只是一回头，并不见她，只是有一种真切的感觉，她在我的视野之外，千万里之外。她无所不在。我的日常生活，她都了如指掌，只是想看总是看不到她。在我慌乱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候，她的话便会鼓舞着我。这就是她给我的诗歌。生命总是在煎熬着，而心灵永远得到爱的救赎。看到雍和宫，就突然想到是不是抽一签，可是这个年代的寺庙和尚都是讲究经济收益的。有些事，还得靠你自己，只能依靠你自己的信仰。相信爱，人的心会变得纯净，会在希望中有了更多执着的坚韧，会充满更多的持之以恒。

 

　　永远就像孩子。这是因为您，因为您冰清玉洁的姑娘。有时，与一些人，一些事，格格不入。关于从前，关于现在，关于后来，关于后来的后来，都因为爱，有了生机，有了变化，有了色彩，有了新意。不再是死水一滩，不再是心慌意乱，不再是自暴自弃，不再是悲观厌世，全都是因为您——改变了世界的姑娘。当然，反复地读，用心地读，能够读到更多的鼓舞，能够听到更多的唱和。在漫漫的黑夜之后，在风风雨雨之后，在这两年之后的7月5日的今天，知道您竟然还是从前那样的表情，从前那样的声音，从前那样的内容，从前那样的姿态，从前那样的歌谣，从前那样爱的坚挺。此时此刻，我想说很多，但却是那样贫乏。此时此刻，真的无法用任何言语来表达内心情感的波澜。活着，是因为这爱吗？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啊，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阴睛圆缺，心里始终总有一块圣地是属于她的。抚摸。遥望。再抚摸，再遥望。除了这一切，还是这一切啊……